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儿童节，不过，日期往往不尽相同。其实，对于儿童来说，健康快乐成长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儿童节。

“知道”告诉你，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什么应该是大人的“节日”？

家长和孩子们在亲子趣味运动会上玩游戏迎六一。（新华社吴勇兵/图）

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儿童节，不过，日期往往不尽相同。1949年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（WIDF）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。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、保健权和受教育权，改善儿童的生活，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。

可见，六一国际儿童节本来就是大人们以保护儿童的权益为目的而设置的，它其实应该是大人的“节日”。对于儿童来说，健康快乐成长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儿童节。

而在2018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表示了对儿童们的关爱——它通报了2017年以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、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情况。

有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“性犯罪重犯率比较高，有必要推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、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制度”，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任郑新俭如此表示。

也就是说，建立性侵害者的全国数据库。这不禁使我们畅想起这样的画风，点一下手机，你就可以查看你身边有哪些隐藏的罪犯，然后对你的家人作出提醒。

在所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，性侵害是比较特殊的一种。特殊在哪里？“发生率”太高了。在非洲，每三个儿童就有一个遭受性侵；美洲与亚洲的发生率在10.1%-23.9%；在北美，有15%-25%的女性和5%-15%的男性在童年时遭受过性侵。根据最高检的统计，性侵害和伤害案件在所有公诉案件中占据较大比例，不少地方甚至达60%之多。

根据最高检的报告，熟人作案比例高于陌生人，有些地方甚至有70%到80%是邻居、亲戚、朋友、师生等关系。之所以把“魔爪”伸向身边人，是因为不仅下手方便，而且很好善后，许多未成年人的自护意识、法治意识不强，甚至没有基本的性别意识，遇到侵害后不愿、不敢甚至不知道寻求帮助。最高检表示，“应当说此类案件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发现。即使发现了，由于证据问题，最终被认定的犯罪次数也比实际发生的少。”

另一方面，性侵害的重犯率高。许多惯犯放出来之后，并没有收手的意图，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被抓到是一个概率问题，是运气不好的问题。在他眼里，打着各种名义，或许仍然能骗到一些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甚至，通过胁迫、利诱等方式，也能阻止她们讲出去。这方面有个可借鉴的数据——去年，上海市闵行区基层两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，该地域性侵未成年人的重犯率达到40%以上。

（新华社大巢/图）

美国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儿童节。直到2000年，一名4岁女童致信克林顿要求设立一个属于儿童的节日，克林顿才宣布把当年的10月8日定为儿童节。到了2001年，新总统布什把6月3日定为“全国儿童节”，并宣布此后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“全国儿童节”。不过，美国这一天的社会庆祝活动并不多。

而正是长期不重视儿童节的美国，却因为小梅根事件，诞生了著名的《梅根法案》。

1994年7月29日，七岁的梅根在家门口玩耍时，邻居杰西过来说家里有一只小狗，要给梅根看。杰西刚搬到此地，周围的人对他知之甚少。好奇的梅根便跟着杰西到了他家里。谁知这一去便不复返——原来杰西是个性惯犯，曾两度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。在搬到汉密尔顿镇前，杰西刚刑满释放，但当地执法机关对此完全不知。

小梅根事件震惊了整个新泽西州，直接促使了《梅根法案》的出台。根据此法，居住在美国的为人父母者，都可以进入美国司法部的网站，轻松查询到自己居住的区域登记有哪些有性侵案底的危险分子，包括他们姓名、照片、住址和所犯罪行等详细资料。而且，告，以便官方更新资料，如果没能做到，那可得小心了，这可能又是一条罪状。

一定会有人说，这是否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与人权？是否杜绝了他们改过的机会？

这是一种左翼平权观点，但抱歉，它不对。因为它不符合正义原则。如果你考虑到“熟人作案”的概率，特别是“重犯”概率，就会很自然有以下的理解，所谓公开信息，不过是扩大惩罚的力度，扩大惩罚的范围。大谈隐私权，是本末倒置。

况且，这好像有点没搞清状况。以给施害者改过自新的名义，牺牲受害者的正义、削减惩罚力度与威慑力度，怎么看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在中国，也有了不少地方层面的探索。2016年，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、法院、公安局与司法局等就联合出台《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，规定对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，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、缓刑期间，通过各种渠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，方便公众随时查询，警示犯罪，预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。

2017年12月1日，还有了一例标准的“大数据库”模式的判罚。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对四名涉嫌强奸、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集中宣判。同时，在刑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，这四名性侵罪犯的个人信息将通过司法机关的门户网站、微信公号与微博等渠道向社会进行公开。公开内容包括罪犯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照片、年龄、性别与案由等事项。

上海也有探索。当地的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表示，效果很好，只是数据库太小。很明显，最高检的表态，便是基于对其效果的认同，也是对民意的一种回应。

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，我们需要再次提醒大家——在充满陌生人的社会里，我们要找到保护自己的方法。建立全国性侵害者的数据库，让每个人都查询自己身边的罪犯，让这些有案底、有动机的人不敢犯罪、不能犯罪，是一种保护女性尤其是女童的有力手段。

这比坐牢要厉害多了，因为罪犯们清楚，一旦再次把脏手伸出去，就别想在正常社会玩了。如果他还执意这么做，这样的人也不会值得尊重——我们虽然乐见其改过自新，但应该明白，世间所有的尊重都是挣得而不是应得的，性侵害者应该用持久的行动和努力证明这一点。